图：南非著名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资料图片
种族隔离制度上个世纪曾长时间在南非肆虐，给社会发展带来世所罕见的灾祸。但是，也不能说它“无功”，因为它促使南非产生一大批争取种族平等与自由的政治斗士，还有一大批为实现同样目标而抗争的文人。其中，身具政治斗士和抗争文人双重身份者，当属着名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DennisBrutus）。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北京的一个亚非作家组织供职，始闻布鲁特斯之名。一九七三年九月，获悉他作为非洲体育界的代表来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我即前往他下榻的饭店去拜望。得知我阅读过他的诗作，他甚感惊讶地说：“没想到我的诗还流传到遥远的中国。”我们於是促膝而谈，但没谈乒乓赛事，只谈他的生平和创作。
布鲁特斯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生在现今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父母均为南非人，从事教育工作。四岁时，他随双亲回到南非，因为父母祖上有南非黑人、欧洲白人和亚洲马来人血统，他被开始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当局认定为“有色人”，在生活、求学和就业各方面均同黑人一样遭受严厉的种族歧视。一九四八年，南非少数白人政权全面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大学毕业的他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在非白人的学校当教师。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是，他爱好乒乓球、板球等体育项目，但却不能同任何白人一道参加任何比赛活动。他心生愤懑，难免发表一些反对种族歧视的言论。一九六一年，他因此被解除教职，并得到一个“正式禁令”：不准参加任何社会政治集会，走出家门後不准同时与两个以上的人交谈。从此，他埋头体育活动，悄悄结交不少体育界朋友，决心从体育活动开始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一九六二年，他带头创建以黑人为主体的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他默默立下誓言，一定将少数白人把持的南非奥林匹克委员会赶出国际体育组织。南非当局闻讯，遂将他认定为“危险分子”，於一九六三年以“违反禁令”为藉口将他拘捕。他伺机外逃，但未成功，背部遭警员枪击。伤口未愈，他就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投入专门关押黑人和有色人“政治犯”的罗本岛监狱。在那里，他与後来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的反种族主义领导人威尔逊．曼德拉比邻为囚，白天从事掘地、采石等强制性劳动，夜晚遭受刑讯。非人的铁窗生活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战斗意志。他人在狱中而心在监外，通过各种合法的公开或非法的秘密方式继续斗争，并取得节节胜利：先是说服一些国家中止同南非当局的体育交流，继而说服曲棍球和榄球国际体育组织禁止南非当局派团参加相关项目的国际比赛，最後促使国际奥会作出决定，禁止南非当局参加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奥运会，并从一九七○年起中止南非的国际奥会成员国资格。在体育界这一场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中，布鲁特斯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反种族主义斗士”的称誉。
布鲁特斯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作斗争还有一个战场，就是以笔为武器，创作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诗歌。他早年在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边学习边写作。他那时所写的诗歌大多描绘南非绮丽的风光和苦难的历史。他称这是他诗歌创作的“学徒期”。从五十年代末开始，随着积极投身反种族主义斗争，他创作的政治性日益鲜明，艺术性不断提高。诗评家一般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生涯分为入狱前、在狱中、流亡国外和回到南非等四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运动在非洲各地风起云涌。在南非，争取种族平等与自由的群众性斗争也蓬勃发展，反对“通行证法”、“暴乱集会法”、“国内治安法”等政治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布鲁特斯密切关注着这一切，不由自主地逐渐卷入。他一方面奔走於全国各地，积极做鼓动和组织工作，奋力营救遭受迫害的同胞，另一方面设法同外界联系，在国际上谴责和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年轻的他在战斗中诗情迸发。在工作之馀、战斗间隙、逃难途中、法庭之上，他奋笔写下大量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一九六三年，他的第一部诗集《警笛、拶子、长靴》出版。诗集内容正如集名所显示，主要揭露和控诉南非当局迫害与镇压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径，展示美丽的南非无处不“布满恐怖的伤痕”：“警车宛如蟑螂爬过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满臭虫的老鼠一样在翻腾”；警笛尖叫，枪弹飞鸣，多少人遭受弹压和追捕；拶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尽非人的酷刑；皮靴飞起，多少人惨遭蹂躏。他听到的是“伤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诗人在真实记录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灾难的同时，也用充满敬佩的笔触记录了民族主义斗士们的英勇无畏，热情地赞颂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就是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不畏强暴的勇士们奋起反抗：“非洲雄狮从幽暗的巢穴中觉醒，喧腾的大地响彻其挑战的吼声”。他们之中，有要求平等与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维尔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面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刀枪和严刑逼供，他们“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样刚直，绝不低头”。即使倒在血泊中，他们仍然高呼：“我们宁愿一死，决不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