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旅網訊】仲夏的成都平原，綠樹成蔭，百花盛開，快樂的小鳥在社區房前屋後的草坪上奔來跑去，一點不介意路人經過。樹上夏蟬高聲鳴唱，此起彼伏，仿佛在向路人表演對歌，十分風趣。
記者在朋友的引領下，驅車來到錦城西郊外一處環境優雅的社區，登門拜訪晚清著名書法家翁同龢的第三代門人李嘉湖先生。
進入李先生家，仿佛步入博物館，牆上掛有乾隆時期的牌匾“清世錦堂”和“扶杖登朝”，以及溥儀皇帝之師陳寶琛題寫“瑞氣堂”牌匾，其私家珍藏文物，令記者大開眼界，歎為觀止。
客廳落座，少傾，一仙風道骨者，從內室步入客廳，與記者見面。老師中等身材，著對襟唐裝，慈眉善目，鼻正口方，開口一笑，滿口整齊白牙，渾身洋溢著健康陽光的精氣神，既令人肅然起敬，又讓人感到和藹可親。這位老者、智者，就是隱者、高人，資深書法家李嘉湖先生。
在峨眉竹葉青的茶香嫋嫋中，記者拿出筆和採訪本，與李先生開始了屈膝交談。
酷愛書法 無怨無悔一生情
李嘉湖,原名李家福，字懷清，1952年出生在四川省廣漢縣高坪鄉人民公社的一個商人家庭，1960年8歲入小學，那個年代，寫毛筆字是一個小學生的基本功課，先描紅，後臨摹，點橫撇捺，永字八法，每天都有作業。但李家福對寫毛筆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天賦，別的同學每天寫一篇毛筆字作業，他每天起碼要寫5篇毛筆字乃至更多。中國有句名言：勤奮出天才。雖然每天玩的時間少了，但毛筆字的功底更加厚實了。
為了讓孩子學習寫好毛筆字，父母在李家福二、三年級時曾把他轉到擅長琴棋書畫的舅舅所在的什邡小學讀書，天才加勤奮的他常得舅舅誇獎，由此讓他把所有的課餘時間都用來描摹臨帖，書法功底與日俱增。四年級時，因得知家鄉有位畢業於廣漢女子師範學校的陶自雍老師書法出眾，父母又把他轉回老家就讀於陶老師的門下。陶老師不僅教他學習寫字，還時常教導他“亂世修文，閑時練武，今後必有用”等做人道理，這些教導潛移默化地成為李家福一生的座右銘。
在那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後的年代，李家福非常幸運地遇到對他寵愛有加的父母，遇到了對他循循善誘的老師，尤其是遇到被當地人稱為“劉畫家”的劉銘竹先生。
作為恩師，劉銘竹不僅教李家福書法，還給他另起名字。那是在他從師學書四年後的1970年6月的一天，劉銘竹對他說：“家福，你這名字，我給你改改，家福，太一般了，用‘嘉湖’吧，嘉興，湖州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也是最出人才的地方，還有，‘嘉’字是喜字加力，則有力之喜，意指喜上加喜。以後，書法就用此名。”從普通百姓追求物質滿足為主的“家福”，到脫胎為墨客騷人追求詩情畫意的“嘉湖”，師徒二人開始了書法藝術畢生的追求。
記者之所以稱李嘉湖先生為隱者、高人，是因為李先生雖身懷書法絕技，卻沒有參加任何書法協會組織，按常理，“翁同龢三代門人”完全應該在中國書壇享有一席之地。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李嘉湖居然還不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李嘉湖告訴記者，1991年6月，他到成都市中心的四川省美術館買一本《中國書畫》書，由於買好書後時間還早，他就前往後子門拜會時任四川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向教授。林教授見李嘉湖來了，馬上給時任四川省書協副主席的何應輝（現任中國書協副主席，四川省書協主席）打電話說：“嘉湖來了。”十五分鐘後，何應輝趕了過來，看完李嘉湖帶來的三幅字，他讚不絕口，說：“嘉湖你的作品完全可以參選中國書法展。”林教授也說：“你要加入中國書協，相信沒問題。”李嘉湖謙虛回答道：“我只是愛好書法，我的字還不行。”其實他是深受恩師的影響，腦海中還是“人怕出名豬怕壯”的思想，所以雖沒當面拒絕兩位同行的建議，但是此後卻沒有行動，從而與世人羡慕的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頭銜擦肩而過。
李嘉湖說：“書法是我的‘病’，一生就酷愛書法。我一不抽煙、二不喝酒，書法就是我的最愛！”記者對此深信不疑。
李嘉湖繼承了恩師的性格，為人低調，喜歡清靜。所以這麼多年來他默默地在翁體書法裏耕耘著，從來沒有想到名和利。李嘉湖說：“其實，我一直想把翁體書法發揚光大，因為我的師祖翁同龢雖然當時是一流的書法家，但是性格低調，不愛張揚，以致他的書法在民間流傳極少，成了人得片紙，珍若千金。再者，師祖的後人僑居美國，現在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在學習翁體書法，我都不得而知，所以，我想找到師祖的後人及翁體書法愛好者，成立一個翁體書法藝術研究會，將翁體書法藝術發揚光大。”
“翁體”摘冠 一鳴驚人“頤和園”
著名巴蜀笑星王寶器——王曾郅是李嘉湖的女婿，跟隨岳父學習“翁體”書法多年，其對“翁體”書法百年傳承背後的故事非常熟悉。
王寶器告訴記者，2013年夏，他帶著幾分喜悅和幾分崇敬的心情，專程去北京完成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受岳父李嘉湖之托，給頤和園的牌匾拍照。完成岳父之托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種親臨“聖地”觀摩體驗的感覺，這讓他對“頤和園”頂禮膜拜。遠觀近看“頤和園”這三字金匾，用心體味那“帖底碑味”的“翁體”書法，那種感覺簡直就是妙不可言。聯想到自己師從岳父學習一代宗師翁同龢書法路上的點點滴滴，感觸良多。王寶器正在給牌匾拍照時，聽到不遠處的導遊們屢次對遊客們說：“大家看，這就是頤和園，上面的那塊匾是光緒皇帝親自題寫的。”如此逆耳的聲音讓他清醒了：“啥子喃？光緒皇帝親自題寫？這是哪個在打胡亂說呢！”一種捍衛心中“聖地”的本能讓他與那些導遊展開了唇槍舌戰：“這是嚴弼成寫的哈，不是光緒皇帝寫的。”京城是藏龍臥虎的地方，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頤和園”匾額題字究竟是誰所寫，應該讓世人知道，還真相於天下。
據《清史稿•翁同龢傳》記載：翁同龢曾先後學習過董其昌、米芾、顏真卿等人的書法，進而創造出一種醇厚寬博為特點的“翁體”書法，其字體沉雄豪放、左右開張、中實蒼茫，“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作為晚清書法界的一代宗師，“翁體”書法的第一代嫡系傳人當是同治和光緒皇帝。史載，在翁同龢的聖學功課中，書法當屬重要一課，“翁體”於是成為皇家書法。在那個普通百姓不能和皇帝稱“同門師兄弟”的時代，在普通人士難以和皇家書法走近的時代，翁同龢在四川留的真跡稀若晨星。新都寶光寺那副中堂：“褚無量刻意墳典，家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眾鹹異之。”則更顯珍貴。
那麼，四川李嘉湖又是如何成為“翁同龢三代門人”，這種皇家書法又是如何花落民間的呢？記者在深入採訪中瞭解到，歷史常常有讓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兩位帝師的資歷，敢作敢當的性格，讓當朝宰相翁同龢悄悄地在民間暗收了3徒：即晚清著名書法家嚴寅亮（字弼成，一說字碧岑，號弼丞，別號剩廣、剩庵等），後來的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和著名學者書法大家沈曾植。其中，1854年出生的嚴弼成是貴州印江人，自幼就顯示出非凡的書法才氣，1889年考中舉人，雖然次年赴京會試未中，但是非常幸運的是，他習業於國子監期間結識了長他二十多歲的國子監祭酒——翁同龢，此時翁相已經看到嚴寅亮罕見的天賦，今後必是可用之才。因此冒險暗中將其收為門生，且加造就。此後，嚴寅亮很快悉得“翁體”皇家書法的精華。
或許是歷史有意無意要給“翁體”書法以機會。為了慶祝自己六十萬壽，慈禧太后不顧內憂外患和國貧民弱的家底，居然挪用海軍軍費並以光緒帝名義下令重建清漪園——後來改名頤和園。面對高端大氣上檔次園林，這“頤和園”三字當由誰來題寫呢？為此，挑剔有加的慈禧在1891年親自召集京中書法名流至禦前恭書，一時間，曠世海選展開，無形硝煙彌漫，邀功爭寵者雲集。然而，包括“翁體”嫡傳光緒帝等人的作品都沒有入慈禧的法眼。為了平衡宮廷的派系關係，也為了體現上下一體的君民關係以安撫民心，慈禧特懿詔由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負責向民間高手徵集榜書頤和園。
高手過招，電光石火，須臾之間，伯仲已定。最後，在翁同龢授意之下參賽的嚴寅亮，其“頤和園”三字以龍相筆力相融變化，遒勁、渾厚風格一路過關斬將，慈禧率重臣觀後心中大喜，當即宣詔御用，並破例召見（清制：四品以下官員皇帝均不待見）。而後，園內樓臺亭閣尚需的匾額18方，楹聯23副均由嚴寅亮奉旨書寫，而他都能以行草秀逸出之。甚為滿意的慈禧賜以龍紋鑲邊的“宸賞”玉章一枚及“恭書頤和園榜題”印章，則足以告訴世界：頤和園是嚴寅亮榜書無疑。而嚴寅亮遺留的印章，至今尚存“蓬生留翰”及龍鳳飾邊“恭書頤和園匾聯”“恭書頤和園榜題”各一枚。這些玉章和印章記錄了“翁體”書法輝煌的歷史，不僅改變了嚴寅亮的人生軌跡，而且還讓翁相一代門生嚴寅亮和第二代門人劉銘竹結下了緣。就這樣，在高手林立的京城，能從在海選中勝出的48位大書家所寫“頤和園”三字中，脫穎而出，拔得頭籌，“翁體”書法可謂實至名歸。
嚴寅亮留任北京後，奉旨行走南書房，其間與四川三臺縣劉家坎人劉銘竹的父親（已中探花）成為同僚。1898年，劉銘竹出生在北京。不僅是因其父與嚴同朝為官，私交甚佳，更是因為嚴寅亮見劉銘竹天資聰明，喜好書法，堪稱可造之材，於是便將其收為弟子。1907年，嚴寅亮奉旨到四川任候補知縣,成都官書局校勘，任間將其墨蹟石印成冊，名《剩廣墨試》，以廣流傳，還留有“杜甫草堂”“望江樓公園”等墨寶。與此同時，劉父也將兒子送回四川跟隨在嚴寅亮身邊繼續學習“翁體”書法。幾載春秋後，嚴寅亮將自己“翁體”書法的精華悉數傳給了劉銘竹，直到辛亥革命後師徒二人才各奔東西。
皇家書法 民間光大李嘉湖
辛亥革命後，嚴寅亮從成都返回故鄉（為了紀念恩師翁相，改弼成為弼丞），劉銘竹也於1912年被父親送到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創建的武昌博文學院學習，在這裏打下的良好英語功底讓他在抗戰期間成為為數不多的可以直接和美國人交流的中國官員之一。此後十年有餘的日子，“翁體”書法的第二代傳人劉銘竹走南闖北，結識了中國近現代史上商界、政界和軍界的若干重要人物，這些不僅開闊了他的眼界，影響了他的人生軌跡，而且其中有些人還為他的“翁體”書法走進公眾視野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1918年，劉銘竹考入復旦大學國文部。1922年，24歲的劉銘竹在《北京京劇月刊》擔任編輯部主任。1923年，對率“承華社”赴香港太平戲院演出凱旋的梅蘭芳進行了專訪，二人成了摯友。1924年，經朋友舉薦，劉銘竹到李鴻章的小兒子李經邁(1876—1938）家中作幕僚。期間，不僅李家堂屋中掛的對聯“心在南湖常淡定，身倚北斗覺高寒”影響劉銘竹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李經邁的舉薦下，劉銘竹進入了輪船招商總局，開始了他在上海的風雲人生歷程。
1924年，輪船招商總局成立52周年的紀念活動在上海市老政府旁的上海招商總局舉行。董事局提出橫幅字不用幻燈放大，要在昂貴的蘇州白大綢上面榜書。這令上海書法家都不敢接招。在組委會的質疑聲中，劉銘竹當場表態：“我來寫。要是大家不滿意我寫出來的字，願意全部賠償。”可是，當“上海招商總局成立五十二周年紀念”的“翁體”榜書出現在大家面前時，上海灘為之轟動。
就這樣，以“翁體”書法作為平臺，劉銘竹成為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也讓他結識了不少上海文藝界和政商界名流。1925年3月，在上海已經頗有名氣的他趕赴北京參加孫先生的國葬，期間結識了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並任1932年7月創設的上海通志館館長的柳亞子。後來還在上海結識了自己的第一任夫人——上海大世界的美女英語翻譯夢恒。可惜的是，她很早就因肺癆而去世。從北京回來後不久，他就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上海招商總局輪船航運公司長江航線視察主任。1929年6月1日，他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先生靈柩移放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頻繁的政治活動不僅讓劉銘竹結識了不少國民黨要員，而且他也很快成為上海眾人眼中屈指可數的書法大家，很多政商要人還常向他索要墨寶。當時，中國陸地交通沒有水路發達，特別是做販賣軍火和走私鴉片的上海“三大亨”，更是要和控制著長江航線的劉銘竹搞好關係。上海青幫的杜月笙為了鴉片和軍火生意時常請劉銘竹赴宴拉攏他，張嘯林更是劉銘竹府上的常客。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以及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戴戟、吳鐵城；上海市長張定璠、張群這樣的政府要員，也曾找劉銘竹索求墨寶，所以，那時的他可謂風光無限，可以在龍華司令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和上海市政府隨進隨出，成為當時上海的風雲人物。就這樣，他的“翁體”書法也因為這些上層人士的追捧收藏而為更多人熟悉和喜愛。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國難當頭，豈能倖免。抗戰爆發後，“翁體”書法也隨他由上海走進了西南。1948年，他為寶光寺新建祖堂題寫並保留至今的“萬派朝宗”金匾，“翁體”書法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獨有的魅力。
1949年11月，國民黨川康將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來到彭縣龍興寺共謀起義大計時，鄧錫侯把劉銘竹從廣漢召到彭縣書寫起義投誠書及電文，“翁體”書法有幸見證了12月9日劉、鄧、潘三將軍的起義通電。學習結束後，劉銘竹在廣漢一中任教，“翁體”書法隨他走進了學校。1956年劉銘竹下放到廣漢高坪鄉人民公社四大隊三生產隊唐家碾勞動，“翁體”書法又隨他走進了農村。
1966年4月的一天下午四點左右，高坪小學的曾校長和鄧治華主任邀請劉銘竹老師到學校來寫大標語，如：“為人民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做一個有知識，有文化，有覺悟的勞動者”等。那時，李嘉湖正在高坪小學上六年級，久聞劉老師大名的他激動不已，他跑去看他寫字，為他鋪紙端墨，竭盡“套近乎”之能事。劉銘竹也沒有想到小小的高坪居然還有這麼一個喜愛書法的孩子，對李嘉湖的良好印象由此開始，師徒二人由此結下了近三十年的緣分。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李嘉湖經常主動到劉家請教書法。就在這樣無奈的歲月裏，李嘉湖也漸漸成為地方享有盛名的書法家，在當地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皇家書法在特定的年代就以這樣一種特定方式走進民間，還真有點傳奇色彩、耐人尋味。
數年下來，李嘉湖書藝漸長，與恩師的感情也與日俱增。為了照顧恩師並跟從恩師學藝，他在1974年婉拒了峨眉電影製片廠招工組長周國富希望招他到廠作字幕員的工作。但是，李嘉湖為了生計卻於1970年12月15日在廣漢開始了自己的工作——拉架架車。艱苦的日子沒有磨滅他對“翁體”書法的酷愛，他寧可一月食無肉、不可一日不寫字，天賦和勤奮讓他的“翁體”書法漸入佳境。
真誠和感恩終於在1972年6月18日得到回報。這天下午四點李嘉湖正式按古老的拜師傳統向劉銘竹敬茶、行拜師禮，名正言順地成為翁同龢書法的第三代門人。1967年春天，李嘉湖向老師問起：“您的師傅是那個哦？”劉答：“嚴弼成嘛。”李又問：“嚴弼成是哪個嘛？”劉回答：“頤和園的匾就是他寫的嘛。”李又問：“那麼嚴弼成的師傅又是哪個呢？”劉又答：“翁同龢嘛。”
在劉銘竹看來，要學寫字就要先學做人。1972年李嘉湖拜師之際，劉銘竹給他寫的首副書法是做人的道理，“真誠篤實清慎勤，英雄見慣亦常人。書到用時方恨少，交至通財漸不親。”那麼，師傅劉銘竹給李嘉湖在生活中上的第一課是什麼呢？拜師後，他們到外面吃飯慶祝，飯後李嘉湖爭先恐後給錢時，老師卻不允許，而是把自己的錢給了，要李嘉湖自己給自己的飯錢。理由是：“要得朋友長，天天要算伙食帳。”
劉銘竹是有眼光的，李嘉湖更是有情有義的漢子，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始終如一在生活上悉心照顧師傅，劉經常說與李嘉湖是他的患難之交，在書藝上則是始終如一地求師指點。劉銘竹更是傾其所有，盡其所能讓李嘉湖熟悉“翁體”書法真諦。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1986年4月28日，下午兩點，已在廣漢酒廠上班的李嘉湖奉命到雙泉鄉礦泉水分廠去寫“川西第一泉”五個18米長、3米見方的大字。2個多小時後，他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筆時，劉銘竹老師從很遠的地方，伸出兩個大拇指向李嘉湖走來，並說了一句話：“大成功，你可以出師了”。聽罷老師的話語，李嘉湖激動得熱淚盈眶。是啊，從師十四載，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高興的呢？其實，這早已不是李嘉湖在廣漢的代表作。作為職工，廠裏書寫宣傳自然少不了他，作為廣漢書法界的代表，地方不斷有單位和部門找他，這種日子一直持續到1991年廣漢酒廠倒閉。而就在失去工作的1990年，對李嘉湖來說可謂悲喜交之年。
那年，93歲高齡的師父再次應邀到廣漢龍居寺書寫牌匾時，因寺裏的小和尚騎三輪車不穩，翻到溝裏，造成劉老師尾椎粉碎性骨折，翁同龢二代傳人長期臥床不起，李嘉湖常來探望。那年5月21日中午，再到老師家，此時劉銘竹表情特別凝重地拿出一方印章，命李嘉湖跪接，李嘉湖忙遵命受印。但見印文是“翁同龢三代門人”，劉老師宣佈：“翁相的龍相筆力以後就靠你傳承了。”當時李嘉湖已是聲淚俱下。（此印是劉銘竹托後來的四川省書法家協會理事，篆刻藝術家，西泠印社會員王道義先生所刻）此時的他已經從師習藝二十五年，而早在四年前，恩師就已經宣佈他出師。
劉銘竹先生駕鶴西去的二十多年裏，李嘉湖一直謹遵師門教誨，將書法藝術作為畢生追求，始終保持他拉架架車（板車）時就養成的習慣，每天臨池不輟，寒暑無間。堅持不懈地研習“翁體”，並遍習南帖北碑，對各家各派，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縱觀李嘉湖的書法特點，繼承創新、柔中有剛、變化多姿、形態傳神、以變求神。觀李嘉湖寫字，靈魂常常隨之悸動，而後恍覺盪氣迴腸，心神振奮。細品李嘉湖的作品，筆墨與精神兼收，營造出和諧之氣。
2013年，李嘉湖客居成都。有了和更多文藝界名流接觸的機會。偶然的一天，掛在家中的字被他女婿——巴蜀笑星王曾郅（王寶器）演藝界的朋友看到，於是轉而索求李嘉湖的墨寶。由此很快在圈內形成李嘉湖熱。架不住女婿的苦求，架不住大腕的盛情，李嘉湖這些年已經應邀為不少名人題寫書法。為著名主持人李湘題“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為著名演員張鐵林題《沁園春·雪》；為美國演員卡爾(中文名柯志淩)題三國孔融聯“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為徐克導演題“胸藏日月書千卷，腳踏風雲酒一樽”。
如何聚集翁相書法的後人和“翁體”書法愛好者，讓它發揚光大呢？如今，李嘉湖老師希望通過媒體的報導，能夠找到翁同龢後人和翁相書法的嫡傳弟子，還希望成立一個翁同龢書法藝術研究會，開展翁同龢學術論壇，希望將“翁體”書法這一中華文化瑰寶發揚光大。
不知不覺中，與嘉湖先生採訪交流已是半天，先生記憶超強，思維敏捷，思路清晰，對過去跟隨恩師劉銘竹學習書法之事記憶尤新，至今仍感恩不盡。善感恩者，必有後福，因果輪回，善莫大焉。
有志者，事竟成。記者衷心祝願李嘉湖先生夢想成真！
李嘉湖藝術簡歷
李嘉湖，男，1952年7月生於四川廣漢。早年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為人耿直敦厚，不事張揚，敬老尊賢，酷愛書法，故深受恩師劉銘竹先生器重並得其傾心指導。劉先生系清末著名的書法家、教育家、“頤和園”三字題匾及頤和園內樓臺亭閣匾額、楹聯書手嚴寅亮先生的高徒，因此李嘉湖成為鹹豐狀元、兩代帝師、晚清丞相、大書法家翁同龢先生的第三代嫡系門人。其書法秉承翁相一脈書風，四十年如一日刻苦臨池，出入唐宋，上溯漢晉，旁參明清，碑帖結合，博採眾長，顏筋魏骨，化而用之，故剛勁樸茂，雍容有度。
1974年，峨眉電影製片廠慕其書名延請李嘉湖擔任字幕員工作，為了跟隨劉銘竹先生學書他毅然謝絕此無數人夢寐以求之光榮“鐵飯碗”。
李嘉湖現為四川省老教授協會天府畫院資深書法家，近來，眾多文藝界名流紛紛前去李老師處求字，李嘉湖書法作品已被國內外多家博物館、多位收藏家乃至國家領導人收藏，多家電視臺和雜誌主動報導其藝術事蹟。李嘉湖仍稟承師門風範，低調沉靜，甘為翁體書法的默默耕耘者，努力把翁體書法發揚光大。
黃基秉 吳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