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著名考古學專家、上海大學教授羅宏才（左）向陝西歷史博物館贈書。記者李陽波 攝
日前，內地著名考古學專家、上海大學教授羅宏才，帶着他二十餘年調查研究的心血之作《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及《陝西考古會史》回到家鄉陝西。在陝西歷史博物館首次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並首次公佈了很多未曾面世的珍貴照片和資料，揭秘80年前陝西考古發現「第一鏟」。■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徐旭生對於很多人來說或許還比較陌生，但是在中國考古史上他可是大名鼎鼎，他所倡導並力主「考察所發現之文物，必須留存在中國，外方只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亦阻止了很多文物的流失。
陝西現代田野考古的奠基者
據介紹，徐旭生（1888-1976），名炳昶，字旭升，曾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1927年，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聯合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徐旭生擔任中方團長。這個考察團歷時八年，在中國西北實地考察，解決了當時國際地理學界爭論不休的羅布泊位置問題，證明了羅布泊是隨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變位置的遷移湖。最令人興奮的是，這次考察中的文物發現全部歸屬中國，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把全部採集品留在中國，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中國大批珍貴文物任外國人肆意掠奪的屈辱歷史。當徐旭生1929年與斯文赫定結束考察返回後，在北平、南京各大學作考察演講時，受到學術界空前熱情的歡迎。多個媒體報道當時的盛況說，「樓上樓下均無隙地，聽眾踴躍情況為歷來集會所未有」，「喚起學術界之傾倒」。
1933年至1937年，徐旭生在陝西主持寶雞鬥雞台三次考古發掘和渭河流域的考古調查。其中，以鬥雞台考古發掘成果最為顯著，共發現墓地104座，並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此次考古堪稱陝西考古「第一鏟」。徐旭生和他的學生蘇秉琦在陝西的考古活動，至今仍被認為是「陝西現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是陝西考古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事件。同時，他積極推進陝西古代碑石、建築的保護，竭力推動陝西考古會的籌建，厥功甚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徐旭生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致力於夏代文化調查研究工作。1959年，72歲高齡的徐旭生親自奔赴豫西地區，對「夏墟」進行實地調查，踏察了告成、石羊關、閻砦、谷水河、二里頭等重要遺址，可謂夏文化探索的開拓者。
促成陝西考古會成立
羅宏才告訴記者，作為文物大省，陝西考古的歷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縮影。自1934年北平研究院與陝西省政府聯合組建，陝西考古會持續運作了十年，是陝西文物考古史上最早運用現代科學手段實施文物調查、文物保護以及田野發掘的機構，在陝西考古史甚至中國考古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中，徐旭生功不可沒。
據《陝西考古會史》記載，1933年2月，徐旭生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主任的身份赴陝籌建北平研究院駐陝分院。來陝後，他一面積極開展古蹟調查工作，一面廣泛與陝西省政府部分要員及各界名流頻繁接觸，竭力宣揚在陝籌建分院的好處。然而由於陝西士紳普遍反對由北平研究院獨家在陝設立分院，陝西省政府就考古會的歸屬、機構設置、工作程序、經費來源等一系列問題經過一番激烈紛爭，在徐旭生等人多次商議後，陝西考古會才於1934年在西安新城省府大樓內宣告成立。
珍貴日記手稿重見天日
雖然無論在中國新文化史範疇，還是在中國考古史視野，徐旭生先生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遺憾的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徐旭生非但未被大眾所知曉，即便是在他篳路藍縷竭力開創的中國考古學領域也未能留下多少身影。
上海大學羅宏才教授耗費二十餘年心力，搜集、整理徐旭生先生相關的所有資料，搶救性的發現了徐旭生先生的考古日記。而經歷了歷史劫難、鼠嚙蟲穿的日記手稿，在羅宏才教授每一日、每一頁的反覆排序中漸漸清晰。目前，日記手稿已經由徐旭生先生的家人，無償捐贈給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在籌建的「陝西考古博物館」。日記的整理註釋本《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也已出版，書中特意附加了首次刊佈的徐旭生先生相關的珍貴照片。正如羅教授所言，當絲綢之路研究再次成為焦點之時，徐旭生先生日記的出版所帶給大家的思考，已經超過單純學術研究的範疇，而成為一種文化的記憶。一部看似狹小的日記體量，已遠遠超過一般敘事日記與專題日記所產生的功用與影響，儼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紀30年代陝西文物調查發掘記錄及關中社會文化史篇。
